轿子这东西,解放后河源便没有了,所以对现在四十岁以下的人来说,除了在电影、电视上见过以外,恐怕很是陌生了。
解放前河源有三种轿子,一是官轿,是有相当官阶的官员专用的;一是花轿,专为婚姻迎娶新娘所用;另一种是竹轿,供有钱人外出走长、短途雇请乘坐。
轿子是封建社会的产物。当官的有钱的贪图安逸讲排场,要当“人上人”,坐轿子便也满足这些人的欲望。处于生活最底层的贫苦百姓无以为生,情愿出卖苦力,以扛轿赚取些微薄收入养家糊口。
听老一辈人说,河源轿馆始设于清末光绪年间,馆址在上角象宿楼前五十米度右侧的黄皮园下,有客家人姓邓的兄弟俩,因父母双亡,流落在河源寻了这扛轿为生的活计。初来有一乘花轿,一乘竹轿,解放前夕增加到四乘花轿,九乘竹轿,轿夫十八人。化龙桥头榕树荫下的“新彩华鼓店”也有花轿和竹轿,店主邝王彩二十多岁便开始扛轿,后来当了老板,请了伙计,专替人当吹鼓手,经营红、白喜事。鼓店隔邻一王姓的小江人,以及酒饼巷一户人家也有竹轿供人雇请,他们没挂牌子,只是在家门前竖起扛轿子的两根竹杠为标记。
花轿制作很是精致,轿高六尺,用红花绸缎作轿屏,轿门雕刻有花鸟图案,轿顶塔状,呈六角形,顶端有一红彩球,轿杠是木制的,有的四人抬,有的六人抬。竹轿以葵叶为篷,两根竹杠中间夹一张太师椅,椅上放软垫,脚有踏脚棍,仅两人抬。
花轿在冬下生意旺,城里及附近乡村如仙塘、木京、白田等地都有人来雇请。新彩华鼓店的花轿曾一日赶二、三场喜事。通常婚嫁当事人十头八天前就去请轿,订好时间,交纳定金。到时,鼓店老板便叫齐伙计,计有轿夫四或六人,擎牌匾的二人(牌匾贴红,写某府联姻),扛彩旗的四人,打锣鼓吹喇叭的六人,一行清早便出门去嫁家迎新娘,东家请吃饭后按时辰吹吹打打送至夫家,晚饭后仅留下鼓手吹打至次日,余人即回。一场喜事收入,鼓店老板抽取四成,余下六成分四个等级分别以红包形式发给锣鼓手、轿夫、擎牌、擎彩旗的。
竹轿则随请随到,远的有抬去老隆、忠信、埔前、临江等地的。
轿夫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,跋山涉水,日晒雨淋,收入微薄。一姓陈的老前辈介绍说,请轿夫抬一天,只付轿资六毫光洋。所以轿夫们外出大多是自备竹壳饭,口渴则饮点山泉水。轿夫的行止由乘轿人控制,极不自由,时时三更半夜还在途中。轿夫在旧社会被视为下九流的苦力,所以很多轿夫娶不上老婆。下面是城里的轿夫们流传的一首顺口溜:
呼呼嘣,呼呼嘣,
肩头被人当路行。
年三十晚爆竹响,
还未回到河源城。
尽管轿夫们干的是“肩头被人当路行”的扛轿生计,受尽剥削、压迫和欺凌,由于他们的共同命运,使大家的心自然地贴在一起,为了生计,他们非常团结协作,找轿时,呐喊一齐,步伐一致,换肩协调,途中辛苦劳累,有时他们就苦中寻乐,时而吹吹口哨,时而山歌嗷嗷,你唱我和,前呼后应。扛轿回来,他们买最不值钱的牛肠炒黄豆,送糖烧酒,干杯取乐,消除疲劳。春节到来,轿馆也贴对联,请当时更楼下私塾教书老先生李朝贡写了一副绕有趣味、年年沿用的对联:
前程,前程,仗我两脚开道路;
归途,归途,凭吾双肩到家门。
由于扛轿生意不是日日都有,轿夫们大多是兼营小摊贩,摆卖香烟、水果。新彩华鼓店老板邝王彩就在门前摆了个小水果档。抬花轿的伙计们,后来还兼营起杠棺挖冢的活计,轿夫们在白事中也抬棺材。他们召之即来,平时无事则各寻活计。
解放后轿夫们有了新的生活,竹轿便自行消亡了。花轿则在解放初期还有,土改、城市改革后花轿伙计们也有了新的职业,加之新社会新风俗,婚姻嫁娶不再兴坐花轿,花轿也就逐渐消失了。轿夫们过上了新的生活,他们的后代有的成了干部,有的是职工。